“百家讲坛”还是“几家讲古”
“百家”极言多也，各路精英都在这讲坛上一展歌喉。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我觉得似应更名为“百家讲古”，因为它所讲的，不是汉唐，便是明清；不是《论语
不是说古代名著不要介绍，要的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只在中国的旧典籍中讨生活，过日子。“古为今用”，是不是还要“洋为中用”?除了古典名著外，能不能介绍一些外国名著呢?能不能介绍一些外国最新学术动态和科学成就呢?甚至，能不能介绍一些外国最新社会思潮呢?
还有，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，似乎也可以请名家到“百家讲坛”上做一番介绍。比如，关于教育改革问题，它的成就以及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；中西教育比较；外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它对中国的借鉴意义；外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房地产泡沫以及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等等。
概而言之，“百家讲坛”不能只是“讲古”，也要“三贴近”；“百家讲坛”要真正体现“百家”，不能只是传统文化一家。 听于丹教授神采飞扬地讲《论语》，感觉是，《论语》竟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天书。事实是，《论语》固然有于丹所描述的关于自我完善的内容，但它的“真谛”，未必就是“告诉大家，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”，《论语》不是关于心灵的“快乐书”。
除了修身养性之外，《论语》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；除了积极进取、达则兼济外，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；除了《论语》本身，还有被统治者作为敲门砖、作为工具的《论语》……《论语》是一部极为复杂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典籍，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，也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，不加分析地一味地粉饰它，将它作为所谓的“快乐书”，这与《论语》本身有很大的距离，还将导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。高举传统文化大旗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，这也是一种有“学养”的时尚，自以为得计，但很快就将自己也否认了。
讲《论语》而可以不需要批判，我直怀疑于丹教授受雇于袁大总统，袁世凯是尊孔读经的，只可惜他没有穿过时间隧道聘了于教授，我相信于丹肯定要比杨度更能帮袁大总统的忙，因为于丹的“粉丝”比杨度要多得多。假设介绍一部西方名著，如果作者没有批判的眼光，那很容易被人戴上“全盘西化”的帽子。由此而言及彼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给“美女教授”戴上“全盘古化”的时尚高帽呢?段祺瑞也杀人，也吃斋，我决计抽点时间做一些学问，专门研究段的吃素，说不定，他既是素食主义的先驱，又是现代和尚之父哩，也未可知。至于杀人，我不说，便不存在了。
于丹的笑很灿烂，可以融化这冬天的冰雪，可是，看着她的笑，我却想起鲁迅所言，翻开历史一查，中国旧典籍的字里行间，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吃人”二字(大意)。《论语》就是吃过很多人的一本书。这样一本书，竟然成了“快乐书”了!呜呼，又有多少人在于丹的催眠之下，“快乐”地沉沉睡去，被吃，死去!
“养起来”及其他
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说过，政府应该把一部分作家养起来，为他们创造一个和谐宽松至少是小康的生活。据说这有助于解除作家的后顾之忧，专心写作。她进一步强调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，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，可能就是一种悲哀。
既是大国又是富国的不少国家都不养作家，而我们这样一个穷国，为什么一定要养作家?政府的钱是纳税人的钱，纳税人的钱凭什么要养那些笔杆子?如果作家因为有一技之长，所以要养，那有一技之长的人多得去了，都要养吗?与其政府出钱养白白嫩嫩的作家，不如拿钱去收留无家可归的乞丐。这是从宏观上着眼，我们还是回到作家本身吧。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全世界只有中国和朝鲜才“养”了这么多作家。养起来的这些作家出了多少成就呢?不得而知。不过，“文革”中“养起来”的那些炮制《反击》、《欢腾的小凉河》的“作家”以及“梁效”、“石一歌”、“罗思鼎”等等，倒是为害一时，祸国殃民。“文革”过来的人们，对此大约是记忆犹新的。
被“养起来”，受惠于人，自然就要见人眼色行事，所谓仰人鼻息是也。这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款养小秘，在我看来，被“养”的作家近乎婊子。既是被“养”，是绝对没有创作自由可言的。鲁迅在谈到文人的堕落时说：“所以你无论遇见谁，应该赶紧打拱作揖，让座献茶，连称‘久仰久仰’才是。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，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，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?”自然，这里不是“无论遇见谁”，而是遇见“养”他的人。我就不相信搞“样板戏”以及《西沙儿女》、《西沙之战》的那些人发出的是心声，可是，他们被“养”了，所以不得不这么写。有什么办法呢?
当然，像“文革”那样，某些被“养”的文人干了不少坏事的情况，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。在新时期，被“养”的作家、理论家们，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贡献的，或者说，他们是有了一点贡献以后才被“养起来”的。然而，尽管这样，也不是无可非议的。据我所知，很多“专业作家”，多年不出成就，依然柴米无忧，工资照拿，房子照分。此外，不少被“养”的作家出了这个国，又进那个国。有的作家的游记记载他们是出了二三十个国!国家花了这么多钱，就是为了买这几十篇游记吗?这样的游记不是也太昂贵了吗?这些人的成就绝对没有鲁迅大，鲁迅出的也只是日本国。出国回来后，就不再出国了。当今世界，中朝之外，任何国家的政府，都不会出钱供作家们游山玩水的!
建国前，鲁迅或是在教育部任职，或是在大学教书，写作也都是业余所为。至于后期，他是以写作为生，但也没有靠谁“养”，是“自由撰稿人”。在西方国家，在港台，也没有靠谁“养”着的“专业作家”。他们大多有一个固定的职业，写作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。然而，他们那边的文坛状况不见得比目前的中国大陆差。
所有伟大的作家都不是被“养”在那里，尔后写出了伟大的作品的。相反，作家若要伟大，就要像马克・吐温那样，深受人间之苦；甚至像高尔基那样，到处流浪。鸟要高飞，只能回归到大自然。金丝笼中能有什么狗屁出息?
从事写作的人，应是最有独立思考精神的。独立吧，挣脱被“养”的命运吧!独立的精神有赖于独立人格的支持，而独立人格的培养，则有赖于独立的生存环境。为自己创造独立的生存环境吧!先是不被“养”，尔后方有不羁之文行于世。
前几年我就听说，有的省已经取消专业作家的制度，让作家进入市场，自谋出路。国家给各级作协的拨款也愈来愈少。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举措。铁美女现在再出此言，实在不合时宜，没有与时俱进。
人的面孔与书的面孔
许嘉璐副委员长曾发表演讲，谈到，在法兰克福书展上，每一年来的外国人，都是老面孔，但他们带来的书却是新面孔；中国，人是新面孔，而书却是老面孔。这为什么呢?我的理解是，外国的出版社是私营的，所以派到书市上去的自然就是对选题决策起关键作用的人；中国的出版社是官办的，法兰克福你去过了，就不要再去了吧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这是一种轮流出国。
干出版这一行，特别是关乎出版社的决策，不一定是越年轻越好，这一点，和医生这个职业有点相像。医生是越老经验越丰富。一个出版人，在热爱出版事业的前提下，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历练，他的思想才有一定的深度，他的知识面才足够宽广，他对出版行情的把握才可能相对精确……一家出版社打出品牌、形成规模，需要长远规划。对出版社而言，最重要的是，作为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，他要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规划这家出版社的未来。因为以上种种原因，我们看到的西方社会的出版人，自然都是“老面孔”。我们现有的出版体制，一般社长干一届两届，也就换人。社长是出版社的灵魂。通常情况下，社长一换人，整个办社思路就会有或大或小的变化。新社长在位五年或者十年，他自然也只能考虑任内的事情(有这么一种说法：第一年，新社长要熟悉，要调研；第二年，开始干一番事业；第三年遭遇很多挫折，灰心丧气；第四年掌握了规律，沉稳地维持着，并考虑或往上爬，或让位，或改行，或退休的问题)。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出版社在规划方面，只有最多不超过十年的远见。更有甚者，比如教育出版社，主管部门派一个与之级别相当的教育局长来当社长；铁路出版社，也可以派一个相应级别的人来负责等等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除了任期问题外，还有是不是内行的问题，这样的社长当然不会注重长期效益，客观上只能搞一些短期行为。
短期行为体现在出版上有哪些表现呢?只注重有立竿见影之效的选题，无心去培养可以树立出版社品牌形象的、有战略意义但未必立刻就有经济回报的重大选题；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领域，不能独树一帜，容易跟风，这里热了，往这里钻，那里热了，往那里蹿，常常浅层次地做一些皮毛文章；三年河东，三年河西，折腾来折腾去，折腾得出版社员工只看到新旧领导的指挥棒在乱舞，却不知道出版社要向何处去……风，总是来得快，去得快的。为了跟上风，就要赶，赶的结果是什么呢?就是粗制滥造，归结到具体的图书上，那就是：没有新鲜的内容――这就是人是新面孔，书是老面孔的症结所在。
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。我们呼唤以出版作为自己终生事业的出版事业家。为了出版界有张元济、邹韬奋、叶圣陶、邵洵美这样的人“轮回转世”，应该让喜欢出版并具备相应能力的人，走进这神圣的影响国民精神和国家走向的出版界。
（摘自《喝自己的血：一位“思想高僧”的性灵小品》，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，定价:26.00元）
 |
